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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文化改进会风  

2012-12-26 11:03: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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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7日 11:13   中国纪检监察报  

  会风问题是作风问题,也是文化问题。任何作风都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一时的方法变成长期的习惯,个别的方式变成普遍的程式,积渐所至形成气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风。作风养成往往关涉文化认同,好作风培育先进文化,坏作风则破坏先进文化。因此,我们要改进不良会风,就要在建设优良会议文化方面有新的认识和自觉行动。

用先进文化改进会风
张传禄

  什么是会议?从字义上说,“会”即集会,“议”即商议、讨论和研究。所谓会议,就是领导机关为了一定的目的,把领导集团或被领导者组织起来,讨论、研究问题的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召集会议和出席会议,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行科学领导、民主领导的重要渠道。卓有成效的会议,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从战争年代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民群众中广泛传诵着“共产党的会,国民党的税”的俚语。这里面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一是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二是共产党开会得到民心,国民党收税失去民心;三是共产党的会,最终战胜了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议威力无穷。应该说,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会议制度和会议效能的由衷褒扬。
  
  我们的党诞生于会议,也发展于会议,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积累,我们建立了科学、民主的会议制度,也积淀了厚重的会议文化。
  
  当前,我们提出整治和改进会风,不是为了把会议妖魔化,形成上下共愤之、共讨之、共诛之的态势;也不是因噎废食,走极端把会议通通砍掉,而是要把不正的会风端正过来,切实提高会议的含金量和效能,恢复“共产党的会”的本来面目和魅力风采,展现“共产党的会”的今日辉煌。
  
  高度重视开会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是由会议起家的。从1921年党的一大起,就与会议结下了不解之缘——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在井冈山时期,有的领导同志对经常开会不习惯、不理解,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那边倒是不开会,有的高官却愿意到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1958年1月,他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会议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
  
  我们党为什么高度重视开会?因为我们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十八大通过的新修正的《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可以说,开会,是我们党领导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更是必须认真坚持的组织原则。
  
  不开无准备之会
  
  如同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样,对会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强调:“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做准备。”他还批评说,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大家都知道,“八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召开的最成功的会议之一,这与会议准备充分是分不开的。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先是用了37天的时间听取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接着,又连续6天进行机械工业的实地调研,花了6天的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通过这些大规模的调研活动,比较全面、具体地掌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的经济情况,明确了全党工作在下一步应该注重的问题,极大地增强了会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党的十八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无论是两委候选人的确定,还是十八大报告的形成,都按照标准和程序要求,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解决问题为根本
  
  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党的会议文化的显著特色是“问题意识”,即研究和解决问题。应该说,这与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和实践紧密相连。
  
  早在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就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开宗明义提议成立“问题研究会”,弄清楚社会和人生面临的“所必需”或“未得适当解决”从而影响进步的各种“事”和“理”。这个“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如愿办起来,但提出问题和推动实践解决问题却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也对我们党的会风和作风产生深远影响。以长征途中的几次会议为例,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不久红军内部就发生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危机。毛泽东审时度势,先后倡导和主持召开了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俄届会议,彻底解决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可以说,每逢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头、紧急关头、危机关头,我们党都是依靠会议澄清是非,统一认识,拨正航向,指明方向,解决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我们的事业历尽艰险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会议讲话重实在
  
  开会的“会”字,结构是“人”和“云”,“云”有“说话”的涵义,从拆字文化可以阐释为,开会就是有人要发言讲话。参加会议的人既然要发言讲话,就得有些约束条件,最关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把问题讲出来,把建议提出来,如此大家才能集中听会,集中讨论,形成共识。革命导师列宁在1919年4月的一次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开会程序和时间限制:一是报告人10分钟;二是发言人第一次5分钟,第二次3分钟;三是发言每人不得超过两次;四是表决1分钟。这些规定也被我们党吸收过来。
  
  我们党的会议文化要求,开会发言要有好的话风。早在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批评党内存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的八股会风,呼吁改革“这种现象”。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发言不要念稿子。他说,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从实际情况看,会风不正主要是形式主义作祟。要根治形式主义,就必须坚持尽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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