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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书·成事·用人 ——读《东周列国志》和《资治通鉴》有感  

2013-02-27 17:19: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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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永胜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罗鸿 
赵衰是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的首席重臣。重耳在外颠沛流离了19年后回国即位时,确立了封赏功臣的标准:“以仁义教导我,使我明白道理的受上赏;替我出谋划策,谋奇策高的受中赏;奋勇杀敌,精心护我的受下赏;随我奔走效劳,忠贞不渝的受下下赏。”照此标准,在受赏的莘莘臣子中,仅有两人受上赏,而赵衰就是两人中的第一人,可见其功劳之大和他在文公心目中的位置之显。

  几年后,晋国为救宋国与楚国首次交战时,文公问赵衰谁可担任中军元帅。赵说:“当元帅的,有勇不如有谋,有谋不如好学。好学之人,大都谦逊,善听意见,注重道德和正义。任用这样的人,才会周密思察,爱护士卒,照顾百姓。打仗,表面看是打人,实际是角力。只有得到士兵爱戴和百姓拥护的将领,才有力量。选用好学之人,还能在全国倡导学习风气。军旅之中,好学而又谦逊者,莫过郤縠和先轸了。”郤縠任帅后,不仅绕道攻克了卫、曹两国,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病逝前还提出了“联齐抗楚”的策略,为重耳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建立了奇勋。郤縠病逝后,赵衰又力荐勤学善思的先轸继任中军元帅。先轸任帅后,和士兵吃同样的饭菜,住同样的帐篷,亲自为伤兵疗伤,还代士兵写家信,遇事就和将士们共同商量,显得非常谦逊温和、礼贤下士……

  相映成趣的是,晋、楚城濮大战前,楚成王委任成得臣为中军元帅。谋士斗宜申进谏道:“成不堪付以重任。”成王问:“难道成得臣还不够勇敢吗?”斗说:“问题正出在这里。成得臣从来不读书,也看不起读书人,只喜欢饮酒和与人比武,逞匹夫之勇,怎能为帅呢?”但成王不听。成得臣任帅后,陪成王检阅部队,为体现军纪严明,他吹毛求疵地挑出几个操作“违规”的士卒狠命鞭打,竟将其中两人活活打死。大战在即,他既不开会研究对策,也不听取别人的建议,只顾饮酒吃肉,责罚士卒。凡有人献策,他就说:“难道我这个元帅的见识,还不及你?”后来,他竟狂妄到连成王的话也不听了。成王看战局不利,传令要他撤军,他竟端着酒杯信誓旦旦地对使者说:“我视晋军如同草芥,正要打个大胜仗给那些说我不读书、不堪重任的人看看,怎么能撤军呢?”结果,他被先轸打得大败,不仅葬送了24万楚军,自己也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

  《资治通鉴》也载有一则吴主孙权劝大将吕蒙读书的故事。孙对吕说:“你现在执掌政事,不可不读书啊!”吕以军务繁忙推辞了。孙说:“我并不是叫你治学当博士,可也要挤时间读点书。你说军务繁忙,难道比我还忙吗?我常忙里偷闲读书,感觉收获很大。”吕蒙遂发奋读书。待鲁肃过浔阳和吕议论军政时,大惊说:“你现在的才略,已不再是以前的吕蒙了!”吕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仁兄见事怎么这样迟呢?”后来,吕蒙奇袭荆州,生擒关羽,展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

  以上三则故事说明,读书,是官员提高思想素养、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必由途径;一个人读书与否,对其才干的增长和所从事的工作的成败,关系甚大。虽然学习与能力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总体看,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与是否好学,还是成正比的。书籍,记载着人类积累的知识、经历和经验,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晶和文明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称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弥尔顿喻书籍为抚育杰出人才的乳汁。高尔基说:“读书的过程,就是读者的心灵与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融合的过程。”读书,就是与先贤对话、与今哲低语,可以治愚、增知、获慧、致雅、润心。一个人的力量,不在于脖子下占体重90%的部分,而在于脖子上仅占体重10%的部分——脑袋。脑袋是产生智力的器官,智力则取决于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事有所成,必是学有所得;学有所得,必是读有所获。干事,不学理论不行。思想有多远,脚杆才能走多远。想到的事,未必都能做到;但连想都想不到的事,肯定就做不到。实践到了一定程度,若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那思想就不明确,行动就不自觉,就会迷失方向,变成盲动,好事也会干砸。所以,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时代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则说:“思想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以此推论,思想理论上的成熟,也应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而缺失了书籍的滋养,人的思想理论就不可能成熟,更不可能产生科学理论。

  当前,一方面,我们处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种知识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吸取新知识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迫切需要所有人都树立随时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员队伍整体学历偏低(农村党员尤甚),尤其需要加强学习、抓紧学习,可有的人却偏偏假学、厌学,甚至不学。去年9月,《人民论坛》在16个省市组织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显示:70%的干部每天读书不足1小时,30%的干部则几乎长年不读书。湖南某地级市的调查更令人沮丧:50%的官员每年读书不到3本,且不论那3本是什么书。今年4月,第7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国人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民网·读书频道)。可见 ,中央号召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队伍,是多么地及时、迫切和富有针对性!

  那么,官员为何怠学呢?主因恐怕有二:其一,选人任官时,对勤奋读书和拥有真才实学者重视不够。常看到,有的官员批文件错别字层出不穷,读讲稿笑话连篇,作指示不得要领,写汇报无从下笔,审材料乱改一气……实质都是在书桌旁不呆或呆少了的缘故。文强在悔过书中写道:“看到……业务又不熟悉的下级,都提拔到与我同级、甚至更高的职务,我就……”别误会,不是在为文强辩护。人眼都是雪亮的,人脑都是会思考的。“业务又不熟悉”的人,也能轻云直上,那“业务熟”的人会怎么想?能不产生“学与不学一个样,学好学坏一个样”,甚至“学还不如不学”的念头?到头来谁还愿意学?其二,对官员继续教育的管理、监督不够,甚至流于形式。胡长清上中央党校学习,不就带上秘书代学吗?都说,选择学习,就是选择成长进步。这话,委实说得冠冕堂皇,话美理正。可别忘了另一面,选择学习,同时也是选择吃苦受累。学习,是件苦事、累事、难事,要吃得苦、受得累、耐得住寂寞。学习,还是件持久事,板凳要坐终身冷,一曝十寒学难成。因此,古人才有了悬梁刺股、韦编三绝的经典案例!假如学与不学都能当官,学好学坏一样升职,那谁还愿吃那份苦,遭那份罪?

  看来,要把积习已久的官员,从酒肉桌、麻将桌或其它销魂断肠、乐不思读的逍遥之地,毫无牵挂地拉回到书桌旁来,仅靠号召的力量和表率的作用还远远不够,还得在健全科学的选人和考核机制上想办法、出实招。一是实行任职资格考试,严把入口,形成一种用人导向:要想当官,必须考试,择优委任。这既给好读书、学有所成的人指出了正当的出路,增加其读书的动力;又给只想当官、不想读书的人增加了压力。二是对官员定期进行履行现职所需掌握的理论知识考试,使其明白,即使过了“入口关”,也并非一劳永逸、进了保险箱,如果只靠吃老本过日子,具备的知识不能与时俱进,也要被拿下,以危机感促其抓紧学习,不断更新和优化知识结构。三是抓好在职培训,严肃培训和考试纪律,绝不允许秘书代训代考现象发生。且此三者都要制度化、规范化,形成长效机制。如果说,水往低处流,是不争之实;那么,人往高处走、往利边走,就是不辩之性。抓住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强化读书,要远比被动地要求官员去读书来得便捷快当和富有成效。这个本质就是——把读书与任职、升迁、留任牢牢捆绑,而不是剥离成两张皮;使人感到呆在书桌边得到的东西,远比酒桌、麻(将)桌边得到的东西管用和实惠!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是我平生最爱读的古书之一,反反复复也不知通读了多少遍,反正书已被翻卷得不成样子,颇有点孔老夫子“韦编三绝”的味道了。

  书中那洗练思辨的语言、精巧睿智的结构、生动曲折的故事、鲜活飞扬的人物,让人如饮甘霖、回肠荡气、高山仰止。难怪其历经近2500年的时空转换,依然能从卷帙浩繁的书海中脱颖而出,傲然屹立,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和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的作者姓丘名明,系春秋末期鲁国人,因其家世代为左史官,故后人尊其为左丘明。《左传》以《春秋》为纲,以鲁国13位国君为序,主要记载了鲁国自公元前722 年至前454年的历史,全书约19万字,在13经中,篇幅最大,唐代曾称之为《大经》。《左传》在经学、兵学和文学造诣上,均有超越前人的杰出贡献,代表了先秦著作的最高成就。特别是它所确立的编年体列,突破了国别史《国语》流水账式的记叙方式,被史学界誉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了《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它还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刻划人物和措辞外交辞令,是“春秋三传”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其中的《庄公十年》一文,就是“皇冠上的明珠”,目前的中学和大学课本节选出来时,标题改为《曹刿论战》,就每每令人有常读常新之感。

  公元前684年,鲁、齐两国进行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以前,年少不更事,加之,受原文中“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观点的影响,只看到事件的表象,总把弱小的鲁国之所以能打败强大的齐国的首功,独记在曹刿的帐上。时光陡转,年岁日长。近来,再细细品味,往深一层想,竟醍醐灌顶,别有顿悟。不错,曹刿的确是位难得的将才。但我仍认为,长勺之战取胜的首功,应归于那位有战略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眼光,并且能不耻下问、从善如流、善解人意的鲁庄公!何以见得?

  请看,战端将开前,曹刿何许人也?用今天的话说,乃大头百姓一个!若不被当局所看重和所任用,一介贫民寒士,纵有上天入地的本事,又能有什么大作为呢?鲁庄公的英明伟大,正在于此。作为一国之君,在那样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他竟然能摈弃门第之见,不仅迅速接见了曹刿,还和他认真进行了对话。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对他更是待若上宾,言听计从:曹刿不让擂鼓,就坚决不擂鼓;曹刿让追击,就大胆追击!丝毫也让人看不出“人微言轻”的陈规陋习。身为国君,对一个普通臣民的“合理化建议”能谛听采纳,并付诸实施,真称得上是贤明之君啊!

  鲁庄公在和曹刿的对话中,对战前的准备条件谈了三点:衣食之类的东西,分给众人,不独自享用;祭祀神灵的贡品,不敢虚夸,如实上报;诉讼案件,一律按实情判决,决不徇私枉法。从中可看出,鲁庄公是个不善吃独食,有好处时想着别人,不肆浮夸,秉公执法,依法治国的人。无可非议,他的确是代表了那个时代鲁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当时鲁国的政治开明、吏治清明、法制严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此等国君,必赢得全国民众之心,也是曹刿抛开顾虑,敢于大胆进谏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试想:上,有贤明国君虚心纳谏;中,有有识之士精心筹划;下,有芸芸士卒乐于效命;一个国家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那么,这个国家便是绝对不可战胜的。所以说,鲁国不胜是毫无道理的!假使鲁庄公心中只有自己,好的车子首先自己坐,漂亮的房子占了一幢又一幢,自己吃饱喝足了,哪管别人是死是活;讲成绩好大喜功,东拼西凑,虚报浮夸;办案子认钱认权认人,不认理更不认法;曹刿求见时,根本不屑一顾,或是摆足了君王的架势,目空一切,自以为是,阴阳怪气地喝斥一通,甚至推出午门斩首……闹得举国上下忠谏之路被堵塞,虚假成风,法制毁弃,吏似虎狼,民如糕羊……那么,战役的结局恐怕就该另当别论了!

  这不是胡谄,而是有据为证的。在西楚霸王项羽眼里,韩信只不过是胯下受辱之夫,陈平乃盗嫂不义之徒,皆属狗屁不通的人,遑论谋大事成大业了;而在汉王刘邦看来,他们则是帅才和谋士,是左膀右臂,是安邦定国的栋梁。同样,在袁绍眼里,田丰属“弄文轻武”,沮授则“有妨大事”,许攸为“滥行匹夫”。一切逆耳之言,他听了都会浑身搔痒,怒发冲冠,不败也是没有道理的。袁绍临终前说:“此天丧吾也!”不,本初(袁绍字)啊,你大错特错了。丧汝者,自身耳,非天也!这么个浅显的道理,对你难道就深奥得至死也未弄明白?常言道,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人,都是有短处的。一个无视自身短处的人,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能否正视其短,变短为长,说到底是人生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有多高,功业就会有多大。清人毛宗岗在评《三国演义》时,说袁绍“羊质虎皮,鼠眼鸡胆”,确属经典之论!还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唱得好:“兴亡谁人定啊,胜衰岂无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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