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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钱学森:追求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2013-03-13 20:50: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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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作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

●“回国后我同毛主席有过多次接触,他也问过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他的智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文学艺术修养,来自革命战争的锤炼,很了不起。他对科学问题也十分关注,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他的理论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篇章。我回国后曾反复学习,深受教益。”

●“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

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1991年)。今年我看了在座的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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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受到毛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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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和朱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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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钱学森:追求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顾基发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

1989年,钱学森、孙凯飞、于景元联合署名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章。文章指出,“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1958年年初,钱学森郑重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59年,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钱学森把他肩负的使命同科学家的理性结合在了一起,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称他为“人民科学家”,钱老当之无愧。

以系统科学思想审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提到钱学森,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他对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创性贡献。实际上,这只是钱老科学成就和贡献的一部分。钱老关注并推动了不同领域的科学事业,但是很多都并不为人们所熟知。综合集成思想和综合集成研讨厅就是其中一例。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从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来审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钱学森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的文明。但是,人类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也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钱老指出,从宏观角度来看,社会系统有三种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社会文明的建设也有三个方面: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种社会形态和三个文明建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他们协调发展,那么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就会顺利、就快,反之则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推动社会系统协调发展,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复杂性,而且也是有层次的。正是基于复杂性和层次的不同,钱老将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如果这个系统又是开放的,那称作开放复杂巨系统。在钱老看来,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而他“搞”的导弹系统只是个“蛮复杂”的系统。对于开放复杂巨系统,很多问题还在探索当中。但钱老认为,即便是系统的边界描述不清,我们也要干。

钱学森的综合集成学术思想至少超前国际水平十年

上世纪80年代,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说,在他看来,中国学者提出的系统科学非常重要。这在西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往前进。哈肯所说的中国学者就是钱学森。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钱老先后在北京、成都、昆明、长沙等地做了一系列的学术讲座,促进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发展。1978年,由他与许囯志、王寿云撰写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国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现在,我囯的很多国家领导人谈及大而复杂的项目或问题时常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可见钱老的系统思想影响之深。

其后20多年间,钱老一方面把系统工程应用于不同领域,另一方面又对它进行了理论创新。他提出了系统科学体系结构,并指出系统科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等一样,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科学技术部门。在系统科学体系中,系统工程在军事、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应用是实践层次;在此之上,是由运筹学、控制论和信息论构成系统工程技术层次;理论层次在技术层次之上,即系统学;对于系统科学的一般规律,那就需要上升到哲学层面。

1986年,钱老指出,以前的物理系统,构造几个数学模型,通过运算就可以得到结果。而社会系统等开放复杂巨系统实在太复杂,不能用硬的系统工程方法来做。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不仅要用逻辑方面的知识,还要有人的经验,甚至于人的智慧。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要用综合集成方法。

美国桑塔菲研究所因复杂性研究而闻名于世。他们提出的遗传算法、多主体仿真等技术手段成为研究复杂性问题的通用技术。但是,桑塔菲研究所在研究如何解决复杂问题时仍陷入困境。1995年,桑塔菲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复杂性到困惑”,他们感到复杂性研究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钱老听说这件事后,他笑了笑说:“解决复杂性的问题要用综合集成的方法,我们摸到了门路,他们没有。”

钱老有关综合集成的学术思想至少超前国际水平10年。

从实践中提炼出综合集成方法

什么是综合集成?“综合集成就是把专家点点滴滴的意见综合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叫‘集腋成裘’,我们最后要把这个‘裘’搞出来,就是靠大家的意见,点滴的意见汇总变成一个完整的东西。”1987年,钱老在系统学讨论班上第一次提出了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并将其命名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方法”。这个方法是钱老从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以及国民经济发展预测工作中提炼出来的。

1979年,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农副产品收购提价和超购加价政策。但当时粮油的销售价格并没有作相应调整。随着农业生产连年丰收,财政补贴以至于成为当时中央财政赤字的主要根源。财政收入的减少也严重影响了国家重点工程的投资,制约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时任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710研究所副所长的于景元同志,接受了当时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下达的任务,解决粮油价格倒挂问题。研究工作由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同志做指导。

搞导弹的,对经济问题是外行。于景元他们就把粮油问题的专家请来,请他们分析问题,谈看法。根据这些意见,研究小组建立了数学模型。第一次的数学模型中的参数就有几百个。用模型测算出结果,请专家讨论。根据专家意见,再调整模型。无数次的磨合,让系统工程专业人员对经济、管理等方面专家的观点、思路“心领神会”,逐步将一些定性判断实现了定量表达,最终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模型+专家,这个方法是工作实践逼出来的。但是,钱老却发现,把多学科理论知识和经验结合起来,把定性、定量研究结合起来,能够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他提出,应用综合集成方法要有三个要素:一是要有专家的意见,就是经验性的认识;二是要有客观实际的数据,不能空来空往。三是要把一大堆东西集成起来,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要用成百上千个参数的大模型。在当时计算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钱老就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将对人的思维产生重要影响,把信息革命的成果引入研究,突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特点会更进一步完善综合集成方法,提高集成专家意见的智能化水平。

钱老的思想总是不断改进, 1990年中,钱老在给于景元的信中写道:原来称作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综合集成法”请考虑可否改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实际是综合集成定性认识达到整体定量认识的方法。这一改动让综合集成方法又往前走了一大步。

综合集成方法有很强的方法论的色彩。在1992年,钱老又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法:综合集成研讨厅。这个“厅”是在“帅才”的领导下,把专家集体和书本里成文的知识和不成文的体会、各种信息资料以及由以上“情报”激活了的专为研究问题的支持软件之间的反复作用。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是综合了先进技术的。它不仅具有知识采集、存储、传递、共享、调用、分析和综合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的功能,是知识的生产系统。

综合集成研讨厅是集智慧之大成,集大成之智慧。因此,钱老把研讨厅又命名为“大成智慧”。他多次呼吁成立国家总体设计部,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希望在对国家发展长远问题进行科学规划、管理和预测时能提出科学的参谋和咨询,改变当时我国“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面。

钱老的学术思想我们跟不上

有人觉得钱老的学术思想太空,那是他们的知识储备不够。我在系统工程领域从事研究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钱老学术思想的超前性。

1979年,钱老提出要创建系统学。钱老的视野非常宽广,他不断地把不同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吸收并充实到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中。每过几个月,都会有新概念、新理论要我们去研究,如一般系统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动力系统理论等等。

钱老不断地给我们增加新内容,但是我们跟不上他的学术思想。看到这样研究进展太慢,钱老亲自下水。

1986年1月7日,在钱老的倡议和指导下,“系统学讨论班”第一次学术活动正式开始。讨论班的形式是钱老当年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常用的方法。钱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工作和培养系统科学的研究队伍。

自此以后很多年,每一到两周,讨论班都会就与系统学相关的学科理论进行研讨。钱老雷打不动,每次必到。他认真听取别人的报告和发言,和参会人员进行平等的讨论,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体会和观点。随着研讨问题的不断深入,钱老也把系统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90年,《自然杂志》刊登了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联合署名发表的文章——“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这篇文章标志着钱老的系统科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理事长。钱老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不能参加讨论班的学术活动了。但他多次托人带话给我,学会要关注系统科学的研究。在他的督促下,戴汝为、于景元和我主持了“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人机结合综合集成体系”重大基金项目的研究,许囯志、车宏安和我主编了系统科学的相关书籍,我越来越感觉到钱老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可是,在这些工作取得一些成果的时候,钱老已经没有精力再为我们答疑释惑了。

有人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管理学派,自己的系统科学学派。我今年已经75岁了,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推动这项事业,把中国系统科学钱学森学派建立起来,希望国家能够建立钱学森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把钱老的思想深挖、发展、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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